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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供需双方发掘信息“成长”性 推动信用体系建设可持续

发布时间:2022-12-23|

  

      距人民银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并首次正式提出建设农村信用体系,已十年有余。全国都在陆续加快推进信用体系建设,相继开发了地方信用信息平台,这些平台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支持“三农”、小微主体融资的重要作用。而随着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走向深化,由于农村地区数据信息分散、部分数据孤岛尚未打破、机构产品创新不足等因素,信用体系实际运行中信息更新难以保障、银行机构使用程度不高、信用成果转化作用有限等问题逐步显现,亟待通过相关机制优化和政策创新予以破解。在今年的采访过程中,《金融时报》记者发现,同为“地方政府主导+人民银行引领”模式的四川成都、安徽黄山、广西百色、江西吉安等地,其信用体系建设实践正在尝试化解上述问题。

  契合需求端

  从农户家庭拓展到多元场景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之前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所产生的信贷服务更类似于“农户家庭备用金”,比较常见的是依据农户家庭基本信息,包括家庭结构、生产经营内容、收入情况、家庭资产等,不少地区再结合道德评分、奖惩情况信息,给予差异化授信额度,以高效满足农户消费或生产资金缺口;具体评估等级和额度会进行周期性调整,而农户在一定额度和周期内可以随用随还。这种模式拓展了银行机构对农村家庭的授信面,提升了他们的金融韧性;通过让更多农户享受到银行的信贷服务,征信意识在此过程中也被培养起来。

  但是农户资金需求是不断变化的。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推进、农业产业向集约化现代化发展、县域产业越发丰富,即使“农户家庭备用金”有所上调,其也难以满足农户发展生产经营的需要;用信不充分还会带来信用平台使用效率低,无法持续运行的问题。

  破解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数据的“活化”。除了在社会中的基本属性之外,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个人或经营主体也会通过就业创业或协同发展方式,融入更大的市场主体或产业之中,由此形成的场景和数据信息往往能帮助银行机构形成更全面的客户画像。这样的信息增长点需要外部不断挖掘,当然,随着相应产业或组织数字化程度加深,相关主体的数据信息也会动态增长。

  前文所述的四个地区在最新的农村和小微信用体系建设实践中都运用到了这一思路。根据县市的产业发展和市场主体结构特征,安徽黄山和四川成都双流区关注到的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一大类群体。据了解,截至2021年末,成都双流区共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028家,这一类主体已成为双流农村产业链条延伸和推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在这一年,双流区明确了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体系建设的相关工作。双流区在指标体系构建工作开始前,就对全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了需求端深度调研;除了金融素养、社会评价等普世指标外,指标体系还以新型农业主体数字化运营水平、专业人才数量、农机投入使用程度、农田建设情况等特色指标给予更精准评价。特别是其中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字化运营情况指标模块,包括了农业基础设施、销售渠道和支付结算数字化等维度,既体现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普通农户评估指标的差异性,又体现了农业现代化发展导向,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数据“活化”程度。

  当然,需求端不单指个人或经营主体,信用体系还可以承载地区产业规划和发展导向,这一点在广西百色农村信用体系深化和江西吉安园区信用建设工作方面体现地更为突出。广西百色近年来在打造百色市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改革示范区工作中,紧紧围绕农业产业链发展需求,创造性地推出产业链金融应用场景,率先探索出金融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的途径。具体而言,产业链金融应用场景是以金融科技和信用大数据应用为基础,围绕农业生产的产业链条,打造的政府政策扶持、金融服务、产业服务高效易得“朋友圈”,并以政策扶持、农业生产、金融服务为核心,带动农户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其所应用的产业链要求可以实现生产闭环、服务闭环等生产经营模式,由此保障在产业链的授信额度范围内,信贷资金可以随贷随取、随用随还、闭环使用。专门推出产业链金融应用场景是为了促进当地农业产业强链补链,带动小农户发展活力。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这种模式可以更好发挥农企技术、生产和组织的特长,强化生产管控能力,确保农产品品质可靠,产量稳定,销售畅通;而对于农户,可以帮助其脱离孤立发展状态,引导农户加入专业化农业生产的组织体系,合力抱团,从而提升单户农民专业技能、产业发展和抗风险能力。

  深入供给端

  增加机构客户评估和产品创新维度

  金融服务供给端在之前的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一定程度上被弱化了。特别是在部分由地方政府主导的体系建设过程中,更多的是凭借主导部门自身对信用的理解,对可以对接共享数据的部门进行渠道疏通。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一是统计信息要求与信用评估所需数据填报要求不同,再加上更新周期不一致等问题,金融机构直接使用行政统计数据很容易出现评估偏差;二是对于上述数据信息,金融机构在多年服务“三农”、小微主体的过程中其实也可以获得,因此在这种信用体系下,如果金融机构再缺乏创新意识,很容易出现多头授信问题。

  传统金融服务除了较多依赖抵押物和担保外,比较关键的掣肘是他们更多是依靠机构系统内数据进行服务。这一点在中小银行尤为明显,相较于大型银行有多元化服务和信息来源数据可进一步挖掘,中小银行数据挖掘价值有限,通过多种方式破解信息不对称对他们而言更为关键。信用体系的最主要使用方是金融机构,因此在构建评估体系时必须关注金融机构的需要。只有体系数据与金融机构自身运行的数据有差别且有效,信用体系才能更好为社会提供更充分的信贷服务,体系才能真正地高效运行起来。这一方面,安徽黄山、江西吉安和成都双流在最新实践中更为突出。

  其中,黄山市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从2018年推进相关工作开始就体现出了对差异化信息收集和整合运用的优势。当地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在信用评估体系搭建之初,就邀请了主要的涉农金融机构参与这项工作,掌握他们的已有信息和评估视角,再由地方政府方面统一调查和整合信息;近年来,当地则较多侧重于基于信用体系搭建成果推动银行机构进行产品研发工作。成都双流的做法有类似之处。在梳理金融机构已有的共性指标和特色指标的基础上,双流区整合新型经营主体所有渠道信息,在打通“农贷通”平台、政府部门政务信息、金融机构相关信息、第三方征信机构信息的同时,通过线下调查问卷逐户采集特色信息,保障了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信用体系完成更精准的客户画像,进而实现增信扩面。江西吉安在前期调研过程中了解到园区小微企业因抵质押物不足、担保额度受限原因,难以破解账期较长带来的流动资金短缺问题,人民银行南昌中支与建行江西省分行、交行江西省分行、江西银行、赣州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接“企业收支流水大数据征信平台”,利用该平台创新开发了“收支流水云贷”“增信流水贷”“流水贷”等线上产品实现对园区小微企业的精准融资。此外,当地还首创了“应收账款资产池融资”方式,以共同丰富信用体系的信息来源,持续培育企业信用意识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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